传统文化视野中的中医药学

传统文化视野中的中医药学

作者按语：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和保存最为完整者，又是唯一继续发挥着功能并仍产生着影响的中国学术。当今时代，“回归自然”之风炽烈，文化多元、科学多元成为共识，“针灸热”、“中医热”、“中国文化热”遍及五洲，中医药学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新机遇。
2005年初夏，应中国孔子基金会《儒学年鉴》编辑部的约稿，笔者撰写了《儒家文化—中医药学的精神家园》一文，刊出时因版面关系删下了原文的开头和最后两部分。这两部分一是介绍中医药及其学人、医师、药师在近代以来的整体式微和被歧视，以及20世纪末在国外渐渐得到认可的情况；二是论述中国传统医药学和其他科技其实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魂的，中医药学的自信、自强、创新发展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自强和创新发展，中医药学的振兴除了靠现代科学和技术，最终还期待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复兴。而文化的自信、自强和复兴归根结底取决于文化主体的自信、自强、自尊和复兴。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民族是靠漫骂、辱没自己的祖宗而富强起来的。
不曾想，2006年-2007年，国内又掀起了一场“消灭中医”的浊浪，据说还有头顶 “院士”光环的人打头阵。看来，一个多世纪来的唯科学主义和传统文化虚无主义之流弊还真不可低估。适逢重庆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会成立，其间，喜闻有识之士指出，传统文化研究应包括中医药学，言之极为有理。因重庆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会会刊《博学》索稿，情急之中，剪出《儒家文化—中医药学的精神家园》之未刊部分，权为野芹之献，并求教于方家。(2008.3.11按)

    按现代学科分类，医学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由于医学研究对象是人的疾病和预防，它以维护人的健康为宗旨。而人不仅具有生物性，又具有社会性。人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这就决定了医学的文化特征比较其他自然科学门类更为鲜明和浓烈。中医药学则尤为如此。她是科学，也是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而儒家文化正是她的生存土壤和精神家园。
在人类文化史上，只有一种文化形态五千年一脉相承，虽历经磨难，但总能劫后复兴、愈励愈韧、久而弥坚、从不中断。这就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
在世界科学史上，有一种科学与中国文化相伴相依，共衰共荣，独俱特色。这就是中医药学！
中国文化和中医药学，现被誉称为“国学”。“国学”则是一种宝贝。虽然不是所有国人都这样认为，虽然仍有不少国人斥之为现代化的障碍，但比起“文化大革命”那阵子将其作为“四旧”必欲“砸烂”而后快，比起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前半期，连一些政府要员和知识精英人士亦不时喊出“灭绝之”来，毕竟是大不相同了。刚一年前离开我们的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是这样界定国学的：“国学，亦称中国学，即中国学术的简称。……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学术内容广博，包括哲学、宗教、史学、文学、兵法，以及天算水地医农等自然科学、关于政治经济法律的经世之学、音乐绘画书法的艺术之学。” 自西学东渐，特别是经过二十世纪的科学发展，中国学术中的自然科学门类如天、算、水、地、农等，大多已融入源于西学的近代科学之中，唯有中医药学，虽提倡中西医结合不下几十年，但仍有其独立的理论和诊疗、调养法则存在。在文化和学术多元化趋向已为世人公认的今天，作为硕果仅存的中国学术中自然科学门类的中医药学，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作为应对之策，也有必要总结和反思百年历程，重新评价其学术和文化价值，把握其现代发展的未来趋势。
中医药学的新机遇和新趋势
上个世纪初，在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的大争论中，中医药学曾被当然地打入“旧学”、“旧医”之列，甚至被等同于骗人的“巫术”、“迷信”，斥为“民族的耻辱”，而予以“废除”。１９２９年，南京民国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不但没有让一个中医参加，而且抛出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提案说：“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废止中医令”的提案虽然由于遭到社会各界的强烈抗议最后不得不被迫取消，但是流弊所及，轻视、歧视、排斥、打击中医的政策却一直在或明或暗地执行。难怪有人不无扰心忡忡地惊呼：“一百年后，还会有中医吗？！”
中医药学在其母国尚且如此，其在国外境遇就可想而知了。电影《刮痧》 尽管是文艺作品，尽管刮痧只是传统中医学的一项医疗技能，但西方文化背景下对中医药学的妖魔化由此见一斑。
然而，时移势易。近些年来，中医药学似乎有些时来运转了。这一百多年来，国人已惯于以欧美之是非为是非，想否定什么或肯定什么，往往搬出洋人的言行作佐证。本文不能免俗，或者也算作是还以其人之道吧，我们且来罗列一下欧美和亚非拉国家认可中医药学的情形。
现代社会以法治文明为特征。中医药在一个国家是否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和顺利的发展空间，以其是否取得合法地位、对其实施立法管理为前提。而中医药的合法地位之门往往由一根小小银针“叩”开，再惠及中医药整体。
1972年，尼克松访华将针刺麻醉带回美国，大洋彼岸由是掀起了“中医热”。1973年，美国就有3个州认可针灸疗法，到本世纪初，承认针灸疗法合法性的已达43个州。美国国会于1992年7月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设立“替代医学办公室”，负责对传统医学进行科学评估。美国把西医称为传统医学，其它包括中医、泰医、蒙医、汉医、藏医等统称为补充、替代医学，其中中医药所占份量最重。所谓的补充、替代，是独立于西医之外的一种保健、治疗方法。补充和替代不同，补充是在西医治疗的同时，加入其它非传统西医的方法作为补充治疗，而替代则在实施某一治疗中完全抛开西医，独立进行治疗。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允许草本药剂以补充食品的形式销售，只是不准在商品标签上宣称有什么特别的疗效，但对商品的名称没有限制。1999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下令设立了19人的委员会，对“替代医学”进行政策性研究，其财政预算由1990年代初的300万美元增至5000万美元。到2001年，全美持中医针灸执照的医师达14228人，比10年增加近两倍，学习中医的学生超过5000人，而1980年代不足500人。据1997年出版的《美国针灸与中医法汇编》介绍，美国50个州、1个特区关于针灸和中医的立法管理可大致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州政府专门为针灸立法，设立针灸师头衔；第二类，未专门立法，医师或在医师监导下可应用针灸。属第一类的有30州，处于第二类的计21州。已有13个州不同程度地把执照针灸师的治疗费用纳入医疗保险体系。美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中医、中药不科学”的观念已经动摇。
美国对针灸治疗以合法地位和开放中医药的一系列举措，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和效仿。据不完全统计，法国、英国、加拿大、澳洲这4个国家，就有中医诊所13800家。法国是对针灸实行立法管理较早的欧洲国家。1985年，法国卫生部成立了针灸管理机构——针灸专门委员会。1987年，中医药被法国医学会确认为正统医学的一部分，患者可为此获取医疗保险。在德国，长期以来同时存在着现代和传统两种医学，确认针灸作为临床治疗的一种方法或手段，允许其公民选择任何治疗方法，中医药在德国的地位逐渐提高。中德合办的医疗机构不断增多，医疗保险组织多已支付部分治疗费用。90年代以来，针灸在德国的一些上层机构和主流医学中迅速渗透，约有4万～5万名医生应用针灸，1997年联邦技术和科研议会拨款资助4项针灸研究。2005年产2月英国卫生部最新公布的《立法咨询报告》中第一次建议，在法律上给予中医师独立于针灸师和草药师的头衔和地位。这意味着英国中医有望享受独立法律地位。从1999年起，瑞士决定中医药治疗费用可以从医疗保险费用中报销。这样的明文规定，在西方国家为数不多。2000年，加拿大成立了加拿大卫生研究院，协调所有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现代医学与替代医学结合疗法和科研工作。加拿大的卑诗省则早在1996年4月就成立针灸管理局，并在1999年6月开始针灸师注册申请。针灸疗法在魁北克省和亚伯达省也已立法管理。2000年5月9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议会通过了中医注册法。这标志着中医首次在西方国家得到法律认可，享有与西医同等的法律地位。
东亚国家和地区民众对中医中药的认知度历来较高。韩国政府保健卫生部不仅允许在中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统医学存在，而且将韩医列入医疗保险体系。日本允许中医药（汉医）存在，部分中成药（医疗用汉方制剂）也列入了医疗保险，还规定针灸费可部分地从医疗保险中支付。 越南在1997年将保健部传统医药处升格为传统医药局。菲律宾也于1997年11月批准成立了国家传统医药局，旨在加强对传统医药的管理。新加坡国会于2001年11月14日通过传统中医法案，确立了中医合法地位。统计表明，新加坡每年中医求诊人数达100万人次，每天有12%的门诊病人选择中医治疗。2000年7月1日，泰国政府正式宣布中医药在泰国合法化。在我国香港，立法会1999年7月14日通过中医药条例，香港中医药行步入有序发展的新阶段。
　这股“中医热”正在向世界其它国家扩展，就连原先对中国文化认知相对较少的遥远的中南美洲和非洲，也出现了认可中医药并将其立法管理的趋势。墨西哥是在官方教育计划中特别重视针灸的唯一的拉美国家，其国立工学院设有针灸学学位。2002年5月18日，墨政府给予中医针灸治疗以合法地位。该国的针灸师已超过1万人。以色列卫生部起草了“以色列针灸法”法律提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政府1989年成立了“卫生局民间传统医疗机构”，专门负责把以中国针灸及民间疗法（汉药、草药、自然饮食、导引等）为基础的医学传入州内的国立、州立、市立医院里，并进行普及指导。1996年巴西联邦医学委员会承认针灸的合法性。在古巴，针灸已被纳入国家医疗保健体系。在哥伦比亚，中医针灸即将进入哥首都社会保险医院。1987年，阿根廷中华针灸学获阿政府批准，并成为世界针灸联合会正式成员，拥有会员120多人。全阿根廷有针灸医师500多名。巴拿马医药卫生行政部门尊重华人用中医药治病的传统，对中医师行医执照要求不严，中西医和谐共处。南非政府2001年2月12日正式颁布了“南非联合健康专业委员会管理条例”，将中医及针灸列入10个可从事的医学专业之一，确立了中医及针灸行医的法律地位。
截至目前，据统计目前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针灸疗法。针灸已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合法化，并被纳入了医疗保健体系，或部分医疗费可以报销。中医医师和中医药的立法管理也已曙光初现，成逐步扩展之势 。
冷静地看，上述被人们赞叹的“针灸热”、“中医热”、“中国文化热”，热度并非那么高，也不见得那么一帆风顺，更不能以此掩盖中医药学现代发展中存在的困境。但这一趋势毕竟来自历史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最公正无私！历史的结论最有权威！这个结论就是：百年来强加在中医药学头上的“巫术”、“迷信”、“不科学”的帽子应当统统摘掉！中医药学是中国学术园地中最璀灿夺目的瑰宝之一。
小小的银针、古老的中医药竟能穿透几种不同的文化壁垒，走向世界各地，既有历史的机遇，更有其内在的原因和必然的趋势。
首先，“回归自然”热潮的兴起，为中医药治疗手段被西方世界接受创造了契机。
在西方医学以化学合成物为主要用药来源的今天，人为补充维生素、苛而蒙、抗菌素使用不当等等，药源性疾病泛滥成灾。据统计，我国每年有8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滥用抗生素，因此造成的肌体损伤以及病菌耐药性更是无法估量。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应停” 50年后才被证实致“海豹儿”的后患、链霉素耳聋、四环素牙、雌激素性肿瘤、VC的致癌作用、VE的致静脉炎、高血压反应等等，都告知我们并非慎重的科学实验就代表着用药安全 。人们崇尚自然，返朴归真，寻求付作用小的医药方式成为必然选择,中国医药学的学科优势得以自然显露。
其次，人类健康观念的进步和健康需求的增长，暴露了西方医学不能满足的一面及其自身不足的一面。注重人体自我的心身之间，以及人与大自然、大社会、大历史、大文化之间和谐一体的中医药学势必成为最好的补充与替代。
生命科学的迅猛发展、人类健康安全形势的恶化，使人类谋求更为安全的医疗保健方法显得更加迫切，也更有可能。面对SRAS猖獗、药源性疾病泛滥成灾、亚健康状态、疑难重症、现代病的困扰，中国医药学治疗优势日趋凸显。正像白宫补充和替代医学政策委员会2002年最终报告所说：“我们所关注的当然不是补充、替代医学的治疗方法，而是美国大众的健康和身体状况。” 这也正是中医药学的生命力和魅力所在！
2003年春季全人类第一次遭遇SARS病毒。在西方医学抗菌、抗病毒遭遇挫败时，中国医药学的辨证施治以清热解毒、芳香化湿、升清降浊法为病人争取了生命，并减少了后遗症。广州中医院为此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和赞誉，该院最年轻的科主任和学科带头人林琳荣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广东省抗非一等功”、中国科协“全国防非优秀科技工作者”。    
亚健康状态是一种在器官结构上尚未出现器质性损害，机械性检测设备尚无法探查，但人体功能上已经出现不良反映的特别状态。如果等待检测结果等于等待器质性损害结果，如果处置不良反映的特别状态又无据可依。这种两难境地使西方医学遭遇阻遏，难有作为。中医药学立足于有机整体观念，着眼于人体功能的协调，注重于器官功能“气化”作用。这种有机论和系统论的思维理念恰到好处的弥补了西方医学的不足。
疑难重症的存在标示着人类与疾病的斗争永无休止。西方医学治疗效果主要体现在已知晓的疾病原因和明确的发病部位上，而对于未知的领域必须做大量投入，创造模型、寻找适当的药物、器械等长期反复实验研究。病患者则处于无限等待的状态中。中医药学又是利用“其象在外必有诸内”的整体观念和把握全局的“态”与“势”得出辨证结果而论治取胜。
所谓现代病，是指发病原因不明，发病部位不清的疾病。如原发性高血压、肝肾综合症等。西方医学从内科而言由于病因不明无法确定所对应的药物；从外科而言由于病位不清无法确定切除的病灶。中国医药学则发挥自己辨证施治的特长予以诊治。
此外，以“思患而豫防之” 为指导而形成的中医药学 “治未病”的理论，延伸为今天防重于治的思想；从 《易》的“无妄之疾，勿药有喜”、“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到《黄帝内经》“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 所形成的重视心理因素与疾病关系，把人体视为一个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统一体的古老中医学思维，与当今最前卫的新型医学模式的暗合，令世界不得不感叹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和中医药学的神奇。
历史趋势所致，时代机遇所赐，中医药正走向世界，世界也正以前所未有的兴致走向中国、走向中医药。这将有力推进中医药学及中医中药事业的现代发展。

传统文化的自信与中医药学的振兴
   
凡事都存在两重性。中医药学的发展机遇千年难逢，接踵而至的挑战和百年积累的困境也交相叠加，殊为严峻。这些挑战、危机和困境主要表现在：其一，来自高新科技的挑战。相比之下，西医药学更能顺应生物医药技术新兴产业潮流，中医药赚不到大钱，在注重效益的现代社会，这也许是致命的弱点。 其二，与上述密切相关的是，在中药制剂发展中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国是中医中药的母国，拥有约4000种中药制剂，但其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仅为3-5%，而东邻日本，尽管只批准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210个汉方药制剂，75%的原料靠从我国进口，但却拥有80%的国际市场，以至于出现了我国的中成药出口8000万美元进口10亿美元的尬尴境况 。其三，中医药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困境。表现在投入不足，中医药教学质量和方式上的缺陷，如现在推行的西医化教学模式与传统中医药学传承方式不能很好契合的问题等 。其四，政策导向上的失误和偏差带来的困境 。还可以列出一些。
其实，中医药学在现代社会遇到的困惑的深层原因是文化的困惑。回顾百年来中医药学的式微史，固然起于人们当时认识到的西医的优长与中医的不足，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发展的一元论取向，以及唯科学主义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加之百事不如人的文化心态 ，无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近代以还，儒学一直被视为落后、腐朽、反科学的代名词，从新文化运动反对“尊孔读经”、“打孔家店”一路下来，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反孔批孔”，儒学总是罪劫难逃，挨批挨斗，不断被边缘化、妖魔化，从而抽掉、动摇了中国医药学的文化根基。覆巢之下无完卵。中医药学的精神家园被砸烂了，哪里还有其存在发展的空间？！加之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及其治则疗法的缺陷和不足也是客观存在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杏林人士参差不齐，且时有俗儒庸医混迹其中，也难免掺入迷信和巫术 。这些不足和缺陷，甚至糟粕，出现于古代社会和古代文明中原本难以避免，也不难理解，但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都在一面哈哈镜下被千百倍地放大。中医药学的百年悲惨命运同样罪劫难逃。
有鉴于此，现在讨论中医药学的未来趋势和现代发展，摆在人们面前的有两个层面的问题有必要先予廓清。一是科技层面，一是文化层面。这两者又相互交织，互为因果。
首先，关于科技层面的问题。劈头遇到的是，中医药学是不是科学。这涉及到怎样理解“科学”的含义等一系列最基本的问题，因为基本，所以长期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但有一点似乎在科学史上可以形成共识，这就是：“科学”的含义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文明的进步而丰富的，科学也是多元。据此，李约瑟写出了巨著《中国科技史》，他反对把中国传统科学视为失败的典型，认为它保存着“内在而未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  ，爱因斯坦说：“西方科学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们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不用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部都做出来了。”专家指出，中西文化、中西学术、中西医学原属于两个不同的知识系统。中医学、中国传统科学采用的模型是思维模型，而现代科学采用的模型是物质模型。中医学作为中国传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功能的、代数的、模型论科学的特征。中医确实不是现代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或者说，不是严谨的符合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的西方逻辑思维系统的科学，它不能数学描述，不能实验室检验，从理论特征上说，中医还不是一种结构的、几何的、公理论的科学，但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医却是－种宽泛意义的科学，是一种模型论科学 。我国科技史家董光壁对包括中医药学在内的中国传统科学模型有独到的研究。他认为，中国在秦汉时期以阴阳五行学说和气论为哲学基础，数学、天学、地学、农学、医学五大学科各自形成自己的科学范式，并且联合开辟了宇宙图象之历法摸式、数学模式和物理模式之先河。因此，中国不仅有科学而是似乎也可以说有理论科学，不过它的特征不是公理论而是模型论的。东西方传统科学差异的总源头是生成论与构成论的不同。东方以生成论为主流，于是形成中国传统科学的功能的、代数的、模型论特征；西方以构成论为主流，于是形成西方传统科学的结构的、几何的、公理论的特征 。
    一百多年前，当西医作为“西学东渐”的开路先锋进驻中国时，凸显了中医的不足和缺陷。历史已经作出结论，中医不能穷尽医学与医疗知识和真理。那么，西医能穷尽吗？或者说，按照西医学的认知模型走下去能穷尽这些知识和真理吗？答案是明确的：同样不能。本世纪二十年代发现的量子物理学中的测不准原理揭示了测量的精度是有极限的。1931 年提出的Godel定理则指出任何严谨的 建立在公理基础上的数学系统都存在既不可被证实又不可被证伪的命题。这一定理揭示了逻辑思维的极限，说明以逻辑为指导、以实测为手段的现代科学方法并非人类认识身内外世界的唯一方法。人体的奥秘远未揭密，古代中国医药学的天才猜测和实用经验在现代科学中尚得不到证明和解释的不在少数。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上，中医药学在保证我国民族蕃衍昌盛过程中，受到临床实践的反复检验，并由此巩固和发展了自己。这表明它是一种以有病的人为实验对象的医学，从人类治疗医学来讲，与以在健康的鼠、兔、狗等动物身上人为制造疾病为实验对象的医学方法，各有千秋，各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的理由，应当相互借鉴，和而不同，各自保持特色，发展繁荣。
前一段时期，中医药学界就“中医科学化”、“中医现代化”两个口号掀起了一场热烈的讨论。长期以来，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理解认为，中医的现代化就是与现代科学、现代医学接轨。他们理解的“现代科学”、“现代医学”，就是西方逻辑思维的、数学描述的构成论科学模型，即以客观、规范、定量、精确为基本要求，将中医的概念、理论作客观化、定量化转移，采用实验、实证、分析的方法，开展中医学的“实质”研究、“物质基础”研究，以及在器官、组织、细胞、分子水平的研究，使中医气、阴阳、脏腑、经络、证等抽象概念可以用这种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语言进行阐释和翻译，从而使中医成为一门物质基础明确、实验指标客观、数据精确、标准具体的科学 。科学的天性是理性，科学的天德是宽容。如果照此来理解和实施中医的科学化，本身就背离了科学的理性和宽容精神，本身就是非科学态度，几成学霸作风了。德国学者波克特的一段话发人深省：我反对“用西方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我希望“按照中医的本来面目，评价并确立中医的价值”。  无怪乎专家们对这样的“中医科学化”、“中医现代化”表示强烈反对，指出这是在“科学化”的名义下消灭中医。他们认为，提出“中医科学化”、“中医现代化”，就意味着中医不科学、不现代 。诚如一些学者所言,这已成了一个“悖论” 。
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口号本身，而在于对口号中的“科学”、“现代”要有正确的理解。中医毕竟是来自古代中国的传统学术，它是“前现代”的，是古代的整体论、系统论、生成论。中医文化与它的母体—儒家文化一样，提倡“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 所谓“中医现代化”，就是中医的现代发展。在现代化充分发展的社会，又有“后现代社会”发展阶段。“后现代社会”将是对“前现代”的整体论、系统论、生成论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药学有个不断的“日新又日新”的科学发展、现代发展问题。这种发展不是西医化，而是按照中医药学固有的路径和规律发展。

这里又牵涉到推进了半个多世纪的“中西医结合”问题。有专家对“中西医结合”提出批评，认为它不利于中医药学的发展,或者说，是人为地维持了一种本该“自生自灭”的中医 。

公允地说，“中西医结合”的努力不应全盘否定，对此，医界从理论到实效都有很好的总结和论证 。以往在推进“中西医结合”的工作中，有一些作法确值得反思，如以行政手段强令中医院校合并入西医院校、拿西医的课程和方法来考中医和评定中医职称、教学计划以西统中，这其实是强逼“中医西化”。
科学的发展、学科之间的交流，自有规律和时机，强逼的办法历来弊多利少。强逼的“中医西化”，或把中医西医强扭在一起搞“结合”并不可取。不过，科学发展切忌自我封闭、抱残守阙。自觉的学科交流与融合、水到渠成的西医化入中医、中医化入西医，是值得提倡的。在医疗实践中，西医化入中医、中医化入西医都有成功的例证和经验，也是不可避免的。前者如中医治疗中突出自己优长的辨证施治的同时，运用病理检查、X线检查、心电图、化验等手段进行微观的辨病诊断；后者如针刺镇痛麻醉、青蒿素、紫杉醇的广泛认可与临床应用。

问题是，这种在防病治病中的西医化入中医、中医化入西医，是否就是“中西医结合”？或者说，是否能够达到“中西医结合”？这确是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中医与西医属于两个不同的知识系统、思维方式和科学模型，那么，就应该想到它们各有独立的发展路径与规律，它们之间可以也能够交叉、互化、融合，但这只是部分，不是全部；只是边缘、不是核心；只是用，不是体。它们之间的这种部分的、边缘的、用的交叉、互化、融合，或可以产生新的边缘学科。这新的边缘学科或者就是我们说的“中西医结合”之学，即“中西医结合学”，但这一新学科不可能替代原有的中医药学和西医药学。换言之，“中西医结合”是中医事业发展中的一项工作，甚至是一个方向，但不是这一事业本身，中医药学更为根本的方向是按照本身规律发展。中医药学应当努力保持自身的整体论特色，坚持自己的独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打好自己的优势牌和特色牌，使自己的基因代代相传，顺应当代社会以人为本、回归自然的思潮，抓住各国构建医药安全体系的机遇，切实解决防病治病中的新问题，体现自身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从而发展壮大自身。

其次，关于文化层面的问题。科技问题往深层次分析，无一不是文化问题。如前所论，儒家文化是中医药学的精神家园。一旦失去儒家文化的滋养，中医药学就成了无本之本，无源之水，就会枯萎。中医药学百年式微，深层原因即在于此。中医药学界有识之士早已指出：“中医学不仅是一门应用科学，而同时是一种文化现象。中医学植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其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与中华传统一脉相承，并因此与之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的复兴，如果中华古学活的精神不能重现于当世，那么，中医就只能作为被解释、被验证、被改造的对象而存在。因此，我们真诚地期待着一场空前的传统文化的复兴运动，重现中华千古魂。只有在那时，当中医学作为东方文化的使者走进未来科学殿堂的时候，人类将真正开始对东方文化及中医药学的重新认识，并在人类宏大的精神背景下，实现那古老与年轻、鼎成与革新、阳刚与阴柔相反相成的和谐。”

这一主张中，尽管基于中华文化复兴“期待”之上的中医药学振兴之道仍然不免使人有些悲凉和茫渺，但中医药学发展与中华文化发展联系起来的理路是完全正确的。

国学大师钱穆晚年著作《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提到自己 “彻悟”天人合一观“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并“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认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结，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说这“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英国生物化学家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说：“人类在向更高级的组织和联合形式进展的过程中，在当前我们所面临的许多统一的任务之中，我想最重要的任务就莫过于欧美文化和中国文化之汇合了。” 觉悟到应该按东方的见解行事，“事实上，世界上其他各国都需要满怀虚心地向中国学习，不但向现代的中国学习，也要向历史上的中国学习，因为从中国人的智慧和经验中，我们可以获得医治现代病症的良药，以及推进今后全人类的哲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 美国科学史学家萨顿不仅是科学史大厦的奠基人和设计师，而且据称是世界上最渊博的学者。他重视东方思想的巨大价值、不以文明优越者的姿态轻视东方文明，并且大力向西方世界介绍东方古国的智慧、力求达到东西方文明相互理解和借鉴。他曾这样兴奋地预言：伟大的思想很可能有机会悄悄的从东方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必须伸开双臂欢迎它。上个世纪后半期名满世界的英国历史学家、人类文化大师汤恩比十分看好中国文化。他认为，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的唯一可行之路。在这一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 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讨论“21世纪的挑战和希望”。会后，瑞典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了一段与汤恩比博士的主张相同的话：“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还要到2500年前孔子的思想中去寻找智慧。” 这些富有哲理和睿智的见解，充满人文忧患和人类关怀的预言，可以深化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认识，增强文化的自信与责任。

在世界文明史上，希腊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都中断了，唯有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从无间断。直到十七世纪为止，她还是处于人类文明的领先地位。张岱年先生生前曾说：“十九世纪是中华民族饱受屈辱的世纪，二十世纪是中华民族站起来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纪。”民族复兴是包括经济、文化在内的全面的复兴。中国文化理当异彩重放，经过转化创新，对人类文明作出新的贡献。这是她的天职！
 
诚然，中国文化的复兴仍要经过艰苦而长期的努力。当下的人们还处在以当下的努力来热切的“期待”之中。这里，重要的是应有“当下的努力”，而不是放弃。这正是儒家文化“守先待后”、弘道承统的“道统”精神。我们相信，医家寄望于中国文化复兴之上的中医药学的最终振兴的“期待”不会落空。

走笔至此，最后用两句话结束本文—

第一句话：中医药学应当重在固本强体，建立自信，认识“自我”、强健“自我”、发展“自我”。
第二句话：中医药学的自信、自强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自强，源于这个文化主体—中华民族的自信、自强。可以坚信，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医药学将同其文化载体—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一样转化创新，实现振兴，造福人类。

传统文化视野中的中医药学.doc(64 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