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政精神”的杰出代表--悼念杨炳勋院长

           “西政精神”的杰出代表

--悼念杨炳勋院长

2008年7月10日下午，3点35分，我匆匆赶到重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外科大楼，按铃叫开17楼监护室的门。“你找谁？”一位护士小姐问。“杨炳勋！西南政法大学的杨炳勋，我来探望他。”“他走了。”“走了？”“去世了。”“什么时候？”“今天凌晨。”“怎么会呢？怎么会呢？！”我六神无主地退出监护室，在走廊徘徊。悲痛！遗憾！内疚！……一阵阵涌上心头，嘶咬着。

我没住在校内，每次总是去来匆匆，信息不灵。直到昨天下午6时，碰到王永成等几位退休老教授，才得知杨院长住院了，而且病情转重，进了监护室。“我明天去看他。”“监护室的探视时间是每天下午3点半到4点。”王老师叮嘱我。没想到我迟了一步，没见到他的最后一面。我真后悔！为什么昨晚不直奔医院呢？即使看不到他，也可以在门外守他一会，尽一点自己的心愿。或许正在抢救，能够帮上一点忙，至少可以安慰一下他的家属吧。或许……或许可以和他的家属一起陪伴他走完人生的最后几步。为什么我没有早一天、早几天得知他住院的消息呢？为什么没有隔三差五地问问他的情况呢？我的错失实在是无法弥补的。我，不光是我一个，都觉得他的身体挺好，精旺气足神明，声音洪亮，思维敏捷。他才77岁，刚到“喜”寿，怎么着也是直奔“米”寿、“白”寿的人。所以他的不治，就像是不会发生的事恰偏偏发生了，想起来格外让人悲痛。

我是考入西南政法学院做研究生后才认识杨炳勋老师的。他当时任哲学教研室主任，那是一个先进单位。从不多的接触中感知得到，他是那种一心一意工作，不会考虑自己，也不知畏惧什么的人。我还听说，他是云南大理人，白族，解放前当学生时就参加革命了，担任过下关市地下党组织的特委书记，建国初就当上了下关市法院院长。这些经历令人肃然起敬。大概是从法院院长开始，他便与法制事业结下了终身的缘分。经过不懈的学习与努力，成为新中国政法类高校中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教师。在那个时代，这种从革命者向学者的转型是相当与时俱进的，也是十分不易和荣耀的事。

1982年5月，我成为学校第一届研究生的第一个毕业论文答辩人。杨炳勋老师是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5名委员之一。于是，我们之间多了一层考官与考生间的师生关系。不用说，这把我们彼此距离拉近多了，他见到我时总要问问我的教学科研情况，常常勉励有加。不久他当了院长，心中勾画着一幅兴校蓝图，干得特别投入，忙得很。我一个普通教师，没有任何公事要找他，更不能为一点私事麻烦他，与他的接触反而少了。杨老师的院长未干到任职期满就下来了。我不知晓个中的深层原因。但隐隐感到，象他那样执着谋事、直道行事的人，又是一股无所畏惧的作风，处在这样的高校管理体制和领导体制下，要想有所作为也难。杨老师是特别重事业的人。他投身民族解放和民主法制事业40多年，由于政治运动不断，法制建设严重滞后，他和他们那一代人可以说是壮志难酬。到了50岁左右，终于盼来改革开放，盼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高潮和法学教育的振兴，他们蹩足了浑身的劲要使出来。他不是把院长当作官来当的人，但当院长毕竟有了成就一番事业的平台。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壮志未酬，令人扼腕长叹。遇到这种情况，最糟糕的是身心受伤，影响健康。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不时地去看看他，宽慰他几句。毕竟是经历过出生入死考验和长期政治运动风雨洗礼的人，有着常人不具有的坚强意志和不倔性格，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他不会改变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看法，但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他喜欢种花，有一套高超的养花技艺，他们家的小园子里常年姹紫嫣红，花香扑鼻。一次在校门口遇到他提着几兜花回来，我想让他开心，跟他开起了玩笑：“杨院长这回是买花不买刺吧？”他笑笑说：“一如既往，栽花又栽刺！”俗话说，“心底无私天地宽”。因为无私，才有这样的执定，这样的自信，这样的心境。他从不听信那些诸如“以健康为中心”之类的“要诀”，但我相信，他有着健康的人生。

常常看到校园媒体上在讨论或介绍“西政精神”、“西政魂”，见仁见智，各是所是。面对杨院长的遗像，缅怀他的功绩，我似乎对“西政精神”、“西政魂”又多了一层了悟。

我始终认为，最能集中体现“西政精神”、“西政魂”的事件，还是“文革”中的护校斗争。在那样一个动乱的时代，在自己已经被戴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三老会”，(“三老”指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员)等高帽，被打成“牛鬼蛇神”不断挨批斗的处境中，面对自中央到省里下发的“打烂公检法”、“停办政法院系”、“撤销西南政法学院”的“红头文件”，他们竟敢“抗旨”！竟敢“硬顶”！竟敢搞“地下黑串连”！竟敢三番四复地“上书”、“上访”！这需要何等的勇气！何等的智慧！何等的信念！何等的坚强和坚韧！何等的团结和协力！环视国中，当此之时，有哪一所政法类院系有如此举动？有哪一所政法类高校的教师群体有这等作为？况且，他们一直坚持到成功！他们居然抗争胜利了！给这场护校斗争冠以“惊天地”、“泣鬼神”、“可歌可泣”、“功德无量”、“恩披百世”之类的形容词一点也不过分。我在纪念我的业师杨景凡先生时写道，西政在这以后的一切荣耀和发展都源于此。改革开放后，从上到下都在提倡“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都在大讲“开拓进取”、“勇于创新”。可以说，西政的老一辈教师群体早就是这样干的了！他们是把哲学学得最好的人。这就是“西政精神”，或曰“西政之魂”。 学校复办以后，“西政精神”、“西政魂”有新的发展，也必须有新的发展。但她的源仍然在那里，那里才是她的“首创”。守着上头的“红头文件”，躺在现行的制度上，惯于循着陈规办事，当然会是一个“永远正确”者。我们身边这样的“永远正确”者还见得少吗？！但他们身上有“西政精神”、“西政魂”吗？一丁点儿都没有。“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相比之下，想想那些创造“西政精神”、“西政魂”的老一辈们，他们的无私无畏，他们的理想信念，他们的政治智慧，直是一种炉火纯青的境界。杨炳勋老师，就是这场熔铸“西政精神”和“西政魂”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是“西政精神”和“西政魂”的杰出代表。他当之无愧！他留给我们的这份遗产千金万银不能相比，价值无量！我们这群享受他们恩泽的后来人，永远不能忘记他们！

还有一件事不能不提。2001年8月3日，业师杨景凡先生逝世。西南政法大学“杨景凡老师治丧小组”按例搞了“杨景凡老师生平”，杨炳勋院长看过后不满意，认为“该写的没有写出来”。他不顾自已也是七十高龄的老人，连夜赶写了近千字的“杨景凡教授大事记”[①]。“大事记”的字里行间流露着他对这位年长于己的老同事的满怀深情和高洁纯真的友谊。他高度赞誉景凡先生“不曲学阿世”、“不阿谀奉承、见风使舵”，称道自己的这位战友“一生勤学博识，铮铮铁骨，爱国爱民，无私无畏”。我多次奉读这篇“大事记”，每次都有一种强烈的灵魂冲击感。在众多的纪念景凡先生的文章中，这是一篇上品，她是饱蘸着作者的情感写出来的，寄托着作者自己的人格理想和价值取向。说穿了，只有当纪念者和被纪念者的理想、人格、情怀高度一致、高度地融汇于一体，才能写出这样的纪念文字。或者说，她本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从作者的心底流出来的。七年后的今天，面对杨炳勋院长的遗像，我想说，除了那些关于景凡先生生平事迹的文字，这篇“大事记”完全适合于他本人。七年前，炳勋教授因不满意对自己敬重的战友的那纸格式化、公文化的“生平”文字，亲自撰写“大事记”，又一次展现了植根于他心底的“西政精神”。今天，如果，我说的是“如果”，如果又出现这样格式化、公文化的“杨炳勋老师生平”，还有没有人站出来再写一则“大事记”呢？

思绪至此，一幅悼念杨炳勋院长的挽联跃出笔尖：

从下关起程，唯真理是求，真战士、真学者，忧民为民，出生入死何足惧？！一身胆气，千秋彪炳！

在西政落脚，以法治为志，好教师、好领导，护校兴校，个人得失算老几？！两袖清风，百世功勋！

杨炳勋老师安息吧！

                 俞荣根涕泣再拜

                2008.7.10深夜，7.11改定